2017年4月21日
作者：Sriven Naidu
我的妈妈出生于印度南部的一个村庄，也在那长大。我的爸爸接受过英语教育，在日据时期幸免于难。他们经过双方家长介绍相识后而结婚，之后，爸爸就带着妈妈来到新加坡。从我开始记事时，妈妈只会在出门的时候穿上莎丽服，也只用泰米尔语和我们沟通。
妈妈在将近60岁的时候开始学英语。
但在我5岁时，妈妈第一次带上我到巴刹买菜。所见所闻平淡无奇，直到妈妈停留在一个由一位华族小贩经营的摊位前。我当时觉得不可思议，心里想，“难道这位华族小贩会说泰米尔语？”在困惑中，妈妈正用一口流利的马来语和他讨价还价。 我惊得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这位能说一口流利的马来语的中年妇女是我的妈妈。那时，我发现我其实并不了解我妈妈。
我的妈妈不仅会说一个我不熟悉、从未听她说过的语言，而且善于和社会各种人士打交道。这个本领，是我的妈妈在一个与我截然不同的环境中成长时磨练出来的。
那一天，我纯真的心灵受到巨大的背叛。
在那之后的数十年，我渐渐欣赏足智多谋的妈妈。妈妈积极学习一门新语言，好让自己和社会各种人士打交道，用自己有限的钱为家里、为孩子争取到更好的生活条件。
不止我妈妈，想必大多数的新加坡建国一代人士都不得不这样做。
我妈妈可以在不同文化环境下进行有效的交流与沟通可以被称为一种‘代码转换’。这个说法在1950年代首度被使用。在我的一生中，我看到了代码转换在协作、驾驭多样性潜力中与开辟新领域时的重要性。
在1990年代为国服兵役时，我曾在新加坡见习军官学校受训。受训过程中，我不仅和未来陆军、海军和空军军官建立了长久的友谊，而且还学会真正尊重彼此在生活上面临的挑战、存有的价值观和范式。
从中，参与军训的我们了解到一个至关重要的理念：世界上没有哪一种文化或生活方式拥有与生俱来高人一等的优势，每种文化或生活方式各有千秋。就因为大家具有这个理念，在空军服役的军官学校学员们才会了解为什么在突击队服役的同胞们愿意冒着生命危险，从一个正在飞行的飞机上跳伞。
我在高等教育领域工作将近20年，发现一些具有创造性、多学科的想法往往来自于具有代码转换能力的人。受过专业培训的生态学者 Markus Karner 常运用生物学类比来研究企业组织的发展空间、方向及状态。我是一名知识生态系统开发者，而 Markus Karner 在2014年推出名为《商业中的生物学模型》的教科书在工作上给予我很大的帮助。除了Markus Karner，新加坡管理大学行政发展团队的负责人 Katharina Lange 也具有巨大的代码转换能力。Katharina Lange 运用她受过的药理学专业培训，在研究人员和行政人员之间搭建一些沟通桥梁。另外，伦敦大学学院商学院教授 Vaughn Tan 在给餐饮经营者做咨询顾问时常把社会学伦理、 自己本身对美食的热爱和商业知识结合起来。
（从左到右：Markus，Katharina和Vaughn）
2016年的某个时候，我在已故父亲的私人图书馆中找到了一份手册。这份名为《服务新加坡》的手册是写给刚入职的公务人员的。它写成于在‘代码转换’这个术语被使用后不久的1950年代中期。
即使在今天，以下（斜体）段落对私人领域的专业人员理解公务人员依然大有帮助，反之亦然。
“公共管理和私人业务”——正如评论人员很容易按照私人业务的标准来衡量公务人员一样，让我们将公务人员的必要性和私人业务的机会进行对比。
不同于私人业务，政府业务是在内阁责任制原则的基础上进行安排的。部长要为自己部门的每个行动负责，回答疑问或接受批评。因此，公务人员是受托人，必须按照这个职责来权衡自己的决定和行动。他要在公众的聚光灯、严格的公众检查和频繁的党派批评下工作。他想的是平等和公共正义。他必须为决定找出理由，他们的部长之后要用这些理由为部门辩护，对前任多加留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公务人员看似“不愿承担风险”的原因所在。在接下来的文章中，会有更多富有启发的洞察。
另一方面，私人业务更多的是受到利益，而非一致性，的管制。私人业务的负责人能够用不同的方式应对不同的客户。例如，他可以向一位客户提供折扣优惠，但是不向其他客户提供。但是公务系统却不同。对于任何部门的任何一个行动，部长在议院会随时受到质询——也就是说，这些行动不仅要在总体或年度总记录的基础上进行评判，而且还要逐一接受评判。
由于人们十分关注避免损失，实现收益，因此人们十分注重安全措施。公众要求并获得安全、确定的服务，而非快捷便宜的服务。
对于以上所言，我并不十分赞同，而且部分言论已经过时——无论如何，我感到上述段落对这领域之间的文化区隔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视角。
尽管用处很大，但代码转换却是一个时常被人忽视的技能。尽管人们愿意在交流中发展多样性，但是我怀疑人们却担心自己会被误认为是一个不够正直或表里不一的人。
我的一位曾在新西兰学习过的同事Adrian Neo能够在需要时用另一种口音说话（其他情况下就不是这样），好让来自新西兰的客人感到更加自在。
但悲伤的是，当本地人听到他这样说话时，他就会被认为背叛了自己的传统。
回头来看，我现在认识到我当时在市场上想象的‘背叛’其实是一个开始——这并不标志着我告别了自己的纯真，而是表示告别了我的天真。
Sriven将在即将于2017年6月举行的AVPN大会上担任基于高影响力技巧的志愿服务专题讨论会的主持人。
Sriven Naidu是新加坡管理大学项目发展和合作主任（Master of Tri-Sector Collaboration）。一直以来，他都在构建一个跨界知识生态系统，包含从业者、学者、国际组织、政府机构和认识到可持续性的跨国公司。
从2010年到2016年，他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担任战略规划负责人，帮助监督学院升级到卓越的“商业和社会大学”的过程（参见：http://globalfocusmagazine.com/growing-the-impact-of-management-education-and-scholarship/）。通过国际合作，他在（私人和全球公共福利）创新、协作治理以实现可持续和平等未来方面力求成为思想领袖。
在加入新加坡管理大学之前，Sriven在公共和私人领域有着丰富的经验。他曾担任新加坡教育部（MOE）担任高等教育政策副主任。Sriven还曾在新加坡拉萨尔艺术学院（LaSalle College of the Arts）董事会任职。他早年在私人领域的专业经历甚广，从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从事公司和银行法方面的工作到在创意行业创办一家初创公司。
Sriven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荣誉法学学士，INSEAD商学院工商管理学硕士（MBA）。他在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院教授公司法。
